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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启言一上讲台，就把教学几十年的底气给发挥了出来，让教室内的一众人才感受到了什么是“专业”，
再加上刚才D校老师介绍了张启言的一系列头衔，更是把大家给镇住了，人人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三四十岁的年...
九月二十九日清晨，天还没亮透，我就骑着那辆老旧的凤凰牌自行车往火车站赶。风从耳边刮过，带着初秋的凉意，我裹紧军大衣，车把上的保温饭盒随着颠簸轻轻晃动，里面是赵秀兰昨晚熬了一宿炖的鸡汤，说是给秋菊补身子的。可我知道，她是想让女儿一回来就能尝到家的味道。
车站人不多，大多是赶早班火车的工人和卖菜的老农。我站在出站口旁的水泥柱边，盯着电子屏上不断跳动的到站信息。D107次，北京?江城，预计到达时间：6:48。我看了眼手表，六点三十七分，还有十一分钟。
心跳得有点快。
这些年，我和秋菊之间的话越来越少。她走的时候才十八岁，扎着两条粗辫子，背着帆布包，站在月台上回头冲我挥手，笑得像院子里那株野蔷薇一样灿烂。可后来，书信变少了，电话也贵，一年通不了几次。每次她说“哥，你辛苦了”，我都只回一句“没事，家里都好”。可哪有都好？爹一天比一天瘦，赵秀兰夜里常偷偷哭，李红为了多挣几块钱主动调去夜班……这些我没告诉她，也不敢让她知道。
可现在不一样了。她要回来了，带着药，带着专家的联系方式，带着一丝我们几乎不敢奢望的希望。
六点四十六分，远处传来汽笛声，轨道微微震颤。我的心跟着抖了一下。
列车缓缓进站，车门打开，人群陆续涌出。我踮起脚，在一张张陌生的脸中搜寻那个熟悉的影子。忽然，一个穿着米色风衣、提着黑色拉杆箱的女孩出现在视线里??短发齐肩，眉眼清冷，却依稀能看出小时候倔强的模样。
“秋菊！”我喊了一声，声音有些哑。
她猛地抬头，看见我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她快步走过来，箱子轮子磕在台阶上都没停。“哥！”她扑上来抱住我，力气大得让我踉跄了一下。
我鼻子一酸，死死抱住她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“爸呢？他还好吗？”她松开我，急切地问。
“还活着。”我说，声音发颤，“但他等你很久了。”
回医院的路上，秋菊一直握着我的手。她问了很多：病情变化、用药情况、最近有没有吐血、能不能进食……我一一回答，有些细节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，她就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下来。
“协和的张教授答应初步评估，但必须做全套检查才能确定是否符合移植条件。”她说，“我已经联系了省一院的肝胆外科主任，今天上午可以安排住院部会诊。”
我点点头，心里既燃起希望，又压着沉甸甸的石头。检查要钱，会诊要钱，哪怕只是排队等肝源，也要交押金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存折??一共八千六百块，是我八年工资攒下的全部，加上李红悄悄塞给我的两千，也不过一万零六百。
“钱的事你别管。”秋菊看出我的犹豫，“我在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，导师也帮我争取了科研补助。再说，这是我爸，不是外人。”
我没有再推辞。这一刻，我不是哥哥，只是一个快要撑不住的儿子；而她也不是那个任性顶嘴的小妹，而是这个家里最后的光。
到了医院，赵秀兰已经在病房门口等着。她一见到秋菊，眼泪哗地就下来了，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的闺女啊……瘦了，怎么这么瘦……”
秋菊也哭了，伏在她肩上抽泣：“妈，我回来了……我回来了……”
爹还在睡。护士说他昨夜咳得厉害，凌晨才勉强入睡。我们都不敢吵他，轻手轻脚地坐在床边。秋菊静静看着爹的脸，手指轻轻抚过他干裂的嘴唇，眼里全是心疼。
“他还记得我吗？”她低声问我。
“前两天迷糊时叫过你名字。”我说，“昨天醒了一会儿，看见窗台的花，还说‘花开得好啊’。”
秋菊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盒，里面是几瓶进口药，标签全是英文。“这是利福昔明和白蛋白，能减轻腹水和黄疸。先试试看反应，如果有效，再去想办法弄更多。”
正说着，小李医生来了。他看到秋菊，愣了一下：“你是……周秋菊？医学院的那个？”
“是我，李师兄。”秋菊站起来，“麻烦你了，今天能安排会诊吗？”
“我已经跟主任说了。”小李点点头，“十点开始，在三楼会议室。你们准备好病历资料。”
我们连忙翻找整理。赵秀兰抱着一叠化验单，手直抖。我接过来看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异常指标：ALT189，AST210，TBIL156，ALB28……每一项都在提醒我们，爹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崩塌。
会诊过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。五位专家围着病历讨论，语气严肃。结论是：肝功能失代偿期，门脉高压明显，脾肿大伴血小板减少，已出现轻微肝性脑病征兆。目前不适合手术，需先稳定病情，控制感染风险，若三个月内肝功能无恶化趋势，可进入移植评估流程。
“三个月……”我喃喃道。
“对你们来说，这反而是好消息。”主刀医生陈主任说，“很多人等不到评估就走了。你们还有时间准备。”
走出会议室，秋菊脸色苍白，但我看得出她在咬牙坚持。她拉着我去楼梯间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纸??是一份器官移植等待登记表。
“我已经填好了。”她说，“只要爹的情况达标，立刻提交申请。但有个前提……需要缴纳两万保证金，用于配型检测和档案建立。”
我僵住了。
两万。相当于我十年工资。
“我有五千。”秋菊说，“你能凑多少？”
我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去借。”
当天下午，我去了三个地方。
第一个是王主任家。他是厂里唯一对我还算照顾的人。我跪在他家门口，没进门，就在楼道里等。他下班回来时吓了一跳，连忙扶我起来。
“周强，你这是干什么！”
“王主任，求您帮个忙。”我声音沙哑，“借我一万，年底一定还。要是还不上，我把房子押给您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厂里裁员名单下周公布，你现在借钱……不怕到时候更难还？”
“我不怕。”我说，“只要能让我爹多活一天，砸锅卖铁我也认。”
他最终借了我六千，一分利息不要，只说：“你还年轻，别把自己逼绝了。”
第二个地方是李红家。
她妈开门时脸色很难看。“又来借钱？”她冷笑，“我家红儿天天给你们送汤送饭，还不够？现在还要钱？你们家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
李红从屋里冲出来，挡在我面前：“妈！你别说了！周强不是那种人，他不会赖账！”
“你懂什么！”她妈拍桌子，“他爹治不好，婚也结不成，你下半辈子就毁在这儿了！”
“那也是我的选择！”李红吼回去，“我爱他，我就要跟他一起扛！”
我拉着她往外走，她不肯，最后是我硬把她拖出了门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江边坐了一夜。风吹得脸生疼，但她一直握着我的手。
“我妈不同意没关系。”她说，“我还有积蓄，三千块，明天就取出来给你。大不了我不结婚了，不买新衣服，不去照相馆拍婚纱……只要你在，我就有家。”
我抱着她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第三处，我去找了老陈。
锅炉房里，他听完我的事，蹲在地上抽了半支烟，才开口：“我有个远房侄子在食品厂当调度，那边最近招临时仓管，日结工资，干一天算一天。你要不要去？”
“我去。”我说。
“但有个条件。”他盯着我，“你得瞒着你娘和妹妹。别让她们知道你白天上班晚上守夜，身子垮了，谁照顾你爹？”
我点头。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了三班倒的生活。
早上五点起床，陪爹洗漱、喂药、换纱布；七点赶到食品厂搬货，一箱箱酱油、醋、味精摞到卡车上，肩膀磨破了也不敢歇；中午骑车去医院送饭，陪秋菊整理病历；下午两点再去社保局跑救助手续，排队、填表、盖章，常常饿到晚上八点才吃上一口热饭；九点回到医院接赵秀兰回家，守夜到天明。
整整七天，我没睡过一个整觉。
第八天夜里，爹突然高烧不退，意识模糊，嘴里开始说胡话。护士紧急叫来值班医生，说是自发性腹膜炎，必须马上用抗生素。
“用哪种？”我问。
“头孢哌酮钠舒巴坦，一支八百。”医生说，“一天两次，至少用五天。”
四千元。现金支付，医保不报。
我当场掏出所有钱，八千六百块全押上，还差三百。正急得团转，秋菊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，低声说了几句，挂掉后对我说：“导师刚汇了五百，够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忽然觉得这个妹妹比我想象中坚强太多。
那一夜，我守在爹床前，听着他断续的呼吸，翻出笔记本，在“找工”那一栏画了个勾。我又写下新的条目：
-联系殡仪馆了解临终关怀服务（备用）
-询问民间借贷利率（极端情况）
-教秋菊使用家用制氧机
写完，我抬头看窗外。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。
忽然，爹的手动了动。
我赶紧握住。“爹？你醒了？”
他睁开眼，眼神竟出奇清明。他望着我，嘴角微微扬起：“强子……你瘦了。”
我鼻子一酸，强笑着：“没事儿，干活累了。”
他又缓缓转头，看向门口。秋菊刚进门，手里提着热豆浆。她愣住，眼泪瞬间涌出来。
“菊儿……”爹轻声叫她，“你回来了。”
“爸……”她扑到床前，握住他的手，“我回来了，我不走了，我陪你。”
爹笑了，真的笑了。那笑容像极了从前院子里槐花盛开时的样子??干净、温暖，带着一点久违的生机。
他抬起手，颤巍巍地摸了摸她的头发，又看向我：“你们……都长大了。”
我和秋菊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谁也不敢说话，生怕惊扰了这一刻的安宁。
过了许久，他闭上眼，轻声说：“我想……再看看那棵蔷薇。”
我和秋菊对视一眼，立刻起身。我飞奔回家，摘下一束最盛的野蔷薇，一路狂奔回医院。秋菊把它插进玻璃瓶，摆在爹眼前。
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花瓣上，红得像火。
爹睁着眼，静静地看着，嘴唇微动：“花开得好啊……真好。”
我蹲在床边，握住他的手，轻声说：“爹，明年还会开得更好。”
他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慢慢合上了眼。
那天中午，他喝了小半碗小米粥，是这两年第一次主动进食。
下午，协和的张教授来电，同意接收病历资料，并安排远程会诊时间。
晚上，李红带来一件新织的毛衣，说是给爹冬天穿的。她坐在我身边，轻轻靠在我肩上，说：“我们会熬过去的。”
我望着熟睡的爹，望着窗外渐暗的天空，望着桌上那瓶永不凋谢的野蔷薇，终于敢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：
我还活着，我的家也还活着。
只要花开不败，日子就还能继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