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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隔四年，李野再一次去往D校进修，不过感觉跟上次很不一样。
上一次李野去D校学习的时候，还只是个科级，但是老李家却十分重视，爷爷、奶奶、老娘全都过来对着李野耳提面命，嘱咐他到了D校之后一定牢记哪...
我扶着爸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他身子还虚，坐得不太稳，便用一只手紧紧抓着我肩膀。车轮碾过坑洼的路面，颠簸得厉害，可他的笑声却一路没停。“慢点骑，别逞能。”他说话时气息仍有些短，但语气里透着久违的轻松。我应了一声，却把脚蹬踩得更快了些??我想让他早点回家，躺在自己那张旧木床上，盖上妈留下的蓝格子被单，睡个踏实觉。
路过厂门口时，几个老工人正蹲在墙根下抽烟。看见我们，纷纷站起身来，有人喊：“老陈！真是老天有眼啊！”还有人眼圈发红，说：“咱们厂三十年没出过这种事，你受委屈了。”我爸摆摆手，声音不大却清晰：“我没委屈，清白还在，就是最大的福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李德海也是老同事，他犯了错，该罚；可他儿子没参与，别连累人家孩子。”
这话让我心头一震。换作别人，怕是恨不得把仇人全家钉在耻辱柱上。可我爸不是。他被人陷害差点送命，醒来第一句话却是替对方的家人开脱。我咬住嘴唇，没敢回头看他，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。
到家已是傍晚。我烧了热水给他擦身，换了床单被褥，又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。他吃得慢，一口一口嚼得很认真，像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。吃完后靠在床上闭目养神，忽然问我：“小海，林涛那边……怎么谢？”
“人家是同学，不图回报。”我收拾碗筷，“再说他也看不惯那些歪风邪气。”
“不行。”他睁开眼，“人情要还。宁可少吃一顿肉，也不能欠别人的义气。”说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小布包，打开来是一枚铜质怀表，表盖上刻着“先进生产者?1965”几个字。“这是我第一年评上劳模发的奖品，一直舍不得用。你拿去送给林涛，就说……是个老人的心意。”
我接过怀表，沉甸甸的，像是捧着一段岁月。指尖拂过那斑驳的刻痕，仿佛看见年轻的父亲站在领奖台上，胸前别着大红花，笑得腼腆又骄傲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这一辈子，最看重的从来不是钱，而是脸上的这层皮??堂堂正正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。
夜里下了场春雨，淅淅沥沥敲打着玻璃窗。我躺在客厅的行军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这些天的事：医院走廊里的冷光、二叔塞进抽屉的牛皮纸袋、李德海在审讯室崩溃的脸、还有爸醒来说出真相时那一声颤抖的“小海”……这一切像一场梦，却又真实得让人心疼。
凌晨三点，我悄悄起身，披上军大衣，推着自行车出了门。外面黑漆漆的，路灯昏黄，积水映着碎光。我没有目的地，只是想骑一骑，把心里那些压着的东西甩出去一些。车子穿过空荡的街道，拐进纺织厂后巷。铁门上了锁，但我熟门熟路地翻过矮墙，落地时踩碎了一片枯叶。
档案室的侧门依旧虚掩着??这是二叔特意留的。我摸黑进去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，在一堆旧文件中翻找起来。我不是为了查新证据，而是想找点别的东西。终于，在一个标着“家属福利”的箱子里，我找到了那本泛黄的职工登记簿。翻开第207页，上面写着：
**姓名：陈建国
性别：男
出生年月：1938年4月
参加工作时间：1956年9月
家庭成员：妻，王秀兰（已故）；子，陈海（1965年生）**
下面贴着一张黑白照片，是我五岁时拍的。穿着洗得发白的背带裤，咧嘴笑着，缺了一颗门牙。而我爸的照片就在旁边，年轻得几乎认不出来??浓眉大眼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眼神坚定得像能把钢板钉穿。
我把这两张照片轻轻撕了下来，揣进怀里。然后合上登记簿，吹灭手电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
回去的路上，雨停了。东方天际浮起一抹青灰，晨雾缭绕在梧桐树梢。一辆洒水车缓缓驶过，水珠溅在路边的泥地上，惊起几只早起的麻雀。我停下车，靠着电线杆站着，掏出那两张照片，一遍遍看着。忽然觉得，这个城市虽然老旧，街道狭窄，楼房斑驳，但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命运和坚守。就像我爸这样的人，一辈子默默无闻，没有升官发财，甚至连名字都没上过报纸头条，可正是他们撑起了这座城市的脊梁。
第二天我去报社找林涛。他正在赶一篇关于国企改革的稿子，见我来了，笑着递来一杯搪瓷缸泡的浓茶。“怎么样，老爷子好些了吗？”
“好多了。”我把怀表拿出来，“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没接：“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”
“你要是不收，他以后再也不肯让我找你帮忙了。”我硬塞进他手里，“他说，人情要还。你们记者笔下有千钧力，可也得有人愿意相信真相才行。”
林涛沉默片刻，终是收下了。他低头摩挲着表盖，轻声道：“其实那天我去公安朋友那儿调流水，冒了不小风险。但他们问我为什么帮这个忙，我就说了你爸的事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，‘现在这样的老实人不多了，咱们得护着点儿。’”
我鼻子一酸，扭头望向窗外。阳光正好，照在楼下那棵老槐树上，枝头缀满了嫩绿的新芽。
一周后，厂里开始推行新的财务监管制度，由工会牵头成立监督小组。二叔被任命为组长，第一个提议就是让我加入。消息传开时，有人反对：“陈海还是临时工，资历不够。”二叔当场拍了桌子：“资历？我哥躺了半个月，差点没命，谁关心过他的资历？现在厂里要重建信任，就得用这样敢拼敢查的人！”
会议结束后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递来一份转正申请表。“填了吧。”他说，“你爸当年为了避嫌，死活不肯让你进厂，说是怕人说闲话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组织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
我接过表格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这不是一张纸，而是一份承诺，一种传承。
当晚，我请二叔和林涛在家吃饭。炒了四个菜，烫了一壶白酒。我爸坚持要下桌陪我们喝两杯。三个人举杯相碰，酒液在杯中晃动，映着灯光，像流动的金子。
“敬老一辈工人。”林涛说。
“敬真相。”二叔道。
我举起杯，声音不高，却一字一句：“敬我爸。”
那一夜，我们都喝多了。林涛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嘴里还嘟囔着“笔迹鉴定报告还得再核对”；二叔红着眼眶，说起当年和我爸一起扛棉包的日子，说到动情处竟哭了；我爸则一直笑着，一遍遍念叨：“好啊……真好啊……咱们厂还有希望。”
我坐在阳台上吹风醒酒，抬头望天。夜空清澈，繁星点点。远处厂区的烟囱不再冒黑烟，而是静静伫立，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。楼下小院里，那株被我妈种下的海棠树，今年竟开了花??粉白的花瓣在晚风中轻轻摇曳，香气淡淡地飘上来，钻进鼻尖，沁入肺腑。
我知道，1981年的春天真的来了。
日子慢慢回归平静。我爸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。我按时上下班，参与审计旧账，协助建立电子台账系统。有时候下班晚了，他会站在门口等我，手里拎着保温饭盒，里面是他熬的小米粥。“年轻人加班多，别饿着胃。”他总是这么说。
五月的一个午后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去年第四季度的成本报表，忽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哗。出门一看，原来是李薇被释放了。她穿着一身素色衣服，瘦了一大圈，低着头快步往外走。不少人围在门口指指点点，有人说“活该”，也有人叹气摇头。
我站在人群边缘，看着她走过。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她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说出两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
我没有回应，也没有愤怒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竟涌起一丝怜悯。她不过是个被父亲利用的女儿，年轻气盛，心存怨恨，结果被人当枪使，赔上了整个人生。我点点头，算是接受了她的道歉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当天晚上，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爸。他正在剥毛豆，闻言手顿了顿，叹了口气：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。她要是早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会走到今天。”
六月，市里召开“清廉企业建设表彰大会”，我爸作为受害者代表受邀发言。他穿上了那件压箱底的中山装，领口别着一枚褪色的党徽。站在台上，他没念稿子，只是平实地说了几句话：“我是个普通工人，一辈子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。但我始终记得入党时宣的誓??为人民服务。哪怕被人冤枉，我也信一句话：苍天有眼，公道自在人心。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我坐在角落，眼眶发热。
会后，一位市纪委的领导私下找我谈话，问我想不想调去监察部门。“你有敏锐的洞察力，也有调查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有一颗正直的心。”他说。
我谢绝了。我说：“我想留在厂里。我爸快退休了，我想接他的班，不只是岗位，更是那份责任。”
七月流火，暑气蒸腾。我和爸一起报名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“三代同堂劳动家庭摄影展”。照片拍得简单朴素：我们在车间门口并肩站着，他穿着工装，我穿着制服，背景是高耸的厂房和飘扬的红旗。照片下方写着一行字：
**陈家三代工人：1956－2021**
展览开幕那天，很多人驻足观看。有个小学生指着照片问我：“叔叔，你们家为什么非要当工人呢？”
我蹲下来，笑着回答：“因为有人要织布做衣，有人要修路建房，有人要守住良心。我们不做，谁来做？”
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跑开了。
我站起身，望向远方。阳光洒满厂区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，那是这座城市的心跳。而在每一寸钢铁与水泥之间，在每一页泛黄的账本背后，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之中，都有无数像我爸这样的人，用一生诠释着什么叫“堂堂正正”。
那年花开1981，花开的不只是季节，更是人心深处那一抹不肯熄灭的光。
多年以后，当我带着自己的儿子走进这座老厂，指着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告诉他：“这是爷爷，也是我的英雄。”我相信，那朵开在砖缝里的小花，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根深叶茂，荫蔽后人。
而我们的故事，仍在继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