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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二章判下来的那天(第1/2页)
“……判处拘役四个月，缓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。“
法官念到“四个月“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审批文件翻过去一页，才接着往下念。
审判庭比他想的小，也比他想得安静。木质桌椅，墙上正中挂着国徽，空调的风感觉上很硬，吹得面前那排椅背上的塑料袋一动一动。旁听席上只有坐了七八个人，最后一排有个花白头发的脑袋，他没回头也认得。
她念得很慢。慢到他有机会把每一个字都听清楚，也有机会在每一句之间想一次“还行“。可他没有想。他站在被告席上，两只手放在身前，眼睛落在法官面前那本卷宗边角上——那儿贴着一条小小的标签，写着编号。他这辈子听过无数种声音，能从一个转速里听出轴承旷了几丝，可那天他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只听见书记员敲键盘的哒哒声，一下盖过一下。
有一段事实认定，他是靠周律师侧过来低声翻译才听全的：“二〇一七年五月到十二月，在广州及周边地方，参与非法改装机动车，伙同他人在道路和场地上竞速——“周律师的嘴离他耳朵半尺，“同年十二月拘传，取保；改过的车不多，都是替人改的；到案以后如实供述，认罪认罚，钱赔完了，没伤着人。“他点头。再往后一段他没听清，耳朵里嗡掉半句，只抓住“驾驶证“三个字，剩下的全是空调声。
香港那一次不在案卷里。当年只是被叫去问了话、做了记录，那边没有往下走。这件事他是坐在被告席上才想明白的——那一段法官没有念，卷宗里也没有。
“有什么要补充的。“
他愣了一下。周律师在旁边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肘。
“没有。“他说。
“缓刑考验期内，依法实行社区矫正。“法官把后面的话说得更清楚一些。书记员的手指停在键盘上等着。“按期报到；离开所居住的市、县要经批准；不得从事同类活动；考验期内再有违法犯罪的，撤销缓刑，收监执行。“一句一顿，念完抬眼看他一下，“缓刑考验期到2019年2月底。至于驾驶证的事，由公安交管部门另行处理。“
周律师又侧过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就三条，报到、不出市、不干老本行。记住就行，不用怕。“
听到“不得从事同类活动“的时候，他心里有一个地方往下沉了一下。
那是修车，也是改车。是他这四年在广州真正会做、也只做过的那件事。
可他没有抬头，也没有出声。线画在哪儿，不写在纸上，得由人来划。这一点他站在这儿的一分钟里才算琢磨明白——它不是一条禁令，它是一条得有人替你划的线。
散庭以后，走廊里人声一下涌起来。门口两排大叶榕，气根垂到人肩，太阳把地砖晒得发白。
他在门口站着等周律师，看见旁听席最后一排有个人还没走。
李烈。花白的头发照旧乱蓬蓬，灰蓝色的工作衬衫，胸袋上插着三支笔。老人没有过来握手，也没说“恭喜“那种话，走近两步，站在他面前看了一会儿。
“判完了。“
“判完了。“
“缓刑八个月。“李烈说，“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别去想这八个月。你要想这八个月，你什么事都做不成。“
“嗯。“
“跟我去吃饭。“
他们在法院后面一条小街上吃了一碗猪脚饭。店很小，四张桌子，风扇吊在头顶上转，转一圈吱一声。李烈吃得快，呼噜呼噜把饭都吃见底了；梁博吃得慢——他这几天吃什么都吃不出味道，米粒在嘴里就是一粒一粒。
“钱的事，“老人先开口，拿纸巾按了按嘴角，“罚金五万，你得自己去交。交了留着收据，别丢。“
“我知道。“
五万。他把这个数在嘴里含了一下，顺手拿纸巾把碗沿上那点油擦掉。卡上三万多，抽屉里两千，加一块儿三万六。棉被里还压着一万——那床被子是母亲两年前托村里人捎来的，棉花她自己弹的，被套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黄斑，可那一万不能算进来——房租要交，家里每个月要寄，人得吃饭，那是底。三万六。差一万四。他没吭声，把嘴里那口饭咽下去。
“别的我来。“李烈说，“报到、社区矫正那一套，你先去街道那边问清楚。问清楚了照做，不要想着绕。“
“嗯。“
吃到一半，李烈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放到桌子上推过来。纸条叠成小方块的印子还在，摊开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姓：麦。
“城南那家做台架标定的。“李烈说，“给车企做整车路试和台架标定，四五十个人，不大。老板姓麦，跟过我几年，现在自己也带一班人。我跟他说了你。“
梁博把纸条拿起来看了看，又放下：“李老师，我判完有案底。“
“我知道。“
“这八个月我不能碰同类活动。“
李烈抬眼看了他一下。那一眼不长，可梁博知道老人听懂了后半句——这条线怎么划，得由人来说。
“你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讲。“李烈说，“他问你，你说实话；他不问，你别自己往身上扑。你这毛病我看了好几年了——你把事都往自己身上扑。法院判你是参与非法改装机动车，不是不能从事正当的维修车工作。“
梁博没有反驳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“李烈把最后两口饭吃完，筷子搁在碗沿上，“这一年我没去看你，你别记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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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没记。“
“记不记是你的事。“李烈说，“我做的是我的事。“
老人起身去付钱的时候，梁博把那张纸条折好，放进外套内袋，用右手按了一下——那道旧疤隔着布硬硬的。
这是他两年来收到的第一张写着“去处“的纸。欠条是债，罚单是罚，退赔单是账，只有这一张，写的是一个门牌号和一个人的姓。
第一次去那家公司报到是一个星期以后。
公司在城南，一大片工业区里，铁栅门里停着七八台车，有贴了伪装纸的，有拆了前脸的，有连轮子都卸下来搁在垫木上的。厂房比老陆那间大得多，顶上装着排风扇，一转起来嗡嗡响，说话得提着点气。台架在里间，两组滚轮，两边各有一台大屏幕，红色的曲线一条一条往上跑。
麦老板四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肩膀很宽，说话前习惯先把袖子往上撸一下。他拿着梁博的材料看了两遍，看得比梁博想得久，纸在他手里一直没响。
“李老师介绍的人，我信得过。“麦老板把材料搁下，“我就问一句：上次有个客户，车跑起来在六十到八十之间方向盘抖，动平衡做了三遍，轮毂也换了，还是抖。你怎么办。“
梁博想了两秒钟。
“先找抖动跟车速的关系。“他说，“它是从六十开始慢慢大起来，还是一到六十就固定在那儿，还是过了八十自己就没了。这三种不一样：第一种是共振，第二种是件本身有问题，第三种是前面把方向带偏了。他做了三遍动平衡都没用，我猜他一直在解决轮子。我要把车支起来，去听传动和半轴。“
麦老板看着他，笑了一下，把那张表推回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，笔尾在桌面上磕了一下。
“行。“他说，“坐那边填。明天来上班，八点。“
填到最后一行，梁博停住了。表格上写着“岗位“，旁边空白的位置要自己写。他抬头看了一眼麦老板。
“写台架。“麦老板说，“你要愿意，就写试车。“
“我写台架。“梁博说，“我不上车。“
麦老板“嗯“了一声，没有问他为什么。
报到后头一个中午，厂门口的窗口给他出了一张工牌。
一张很普通的硬卡，蓝底，上面印着公司名字，一张刚拍的一寸照——他照的时候下巴抬得有点高——下面一行字：技术部梁博。塑料壳还没装，卡的边缘割手。
他站在厂门口把那块牌子翻过来又翻过去，看得比看判决书还认真。旁边一个师傅路过，拍他肩膀：“喂，挂上啊，不挂门卫不让你进。“
他把挂绳套过头。绳子是尼龙织的，边上带着硬棱，往脖子后面一勒，硌得那道皮肤发紧；装进透明塑料壳的牌子坠在胸前，走两步，晃一下，塑料壳磕在纽扣上，嗒。
他低着头听了一会儿那个声音。
这两年多他听过太多声音：发动机、传动轴、雨点敲铁皮、看守所夜里铁门响。可这种声音他头一回听——不是坏了的东西在响，是一个人上班的声音。
上班的头几天，他话很少。
台架组的活跟他以前做的不是一回事。以前是一台车进来、一个问题出去；这里是同一台车要在滚轮上跑几十遍，同一组参数要跑三种工况，曲线差半格都要重来。带他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师傅，姓陈，人不错，就是嘴上爱说，第一天跟他说了七遍“别着急“。
他那点话都省着用，用到听上。
第三个上午，一台车在台架上跑到五千转的时候，他听见了一点动静。那个声音很小，混在排风扇和滚轮的噪声里，不仔细听就跟正常的进气声一样。他停下手里的记录本，走到车头旁边站了一会儿，手背搭在翼子板上没动。
“怎么了。“陈师傅问。
“你让它再跑一遍，刚才那个点我来听。“
第二遍跑到同一个转速，声音又出来了。梁博把三根手指搭在进气歧管上，从上面一路摸到下面，指腹挨着一个个支管过去，摸到第三个支管的时候停住了。
“这里。“他说，“不是漏气，是共振。件是好的，装的时候那两颗螺栓的力不一样。“
陈师傅愣了一下，叫人把车停下去拆。拆开一看，第三个支管的螺栓确实比旁边松。
他回头看了梁博一眼：“你怎么听出来的。“
“听多了。“梁博说。
那天中午他在厂外的小店吃饭。吃到一半，麦老板端着一碗面在对面坐下来，也不问他手艺，也不问他过去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在那边站着的时候，心里最先想的是什么。“
梁博想了想：“想它什么时候会再响。“
“行。“麦老板吸了一口面，“我们这行的人听着这话舒服。“
下班的时候他走得很晚。回公寓要坐四十分钟公交，他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他下了公交后，慢慢走回去，就在快要到公寓前的时候，发现人行道的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，脚边放着一只行李箱。
短卷发，耳朵上一对夸张的耳环，一身很亮颜色的衣服，正歪着头看手机。她的手机壳是粉的，屏幕光打在她脸上，看不清表情。箱子把手拉出来一节，拉杆上挂着一只购物袋，购物袋上印着“sogo“。
听见脚步一路放大，她抬起头。
“梁博。“她说，“我来了。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