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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四章空白的一年(第1/2页)
罚金是七月里交的。
他自己去的。银行大厅里人不多，取号的机器嘀了一声，他站在最后一排等。窗口后面的人把单子打出来，从缝里推出来，让他核对名字和身份证号。他核了三遍，一个字一个字对着看，签了字。两张纸从缝里再推出来——一张缴款书，一张收据。他把两张纸对折，再对折，塞进裤兜，手按了一下才走。
钱是从卡上划走的。五万元。
卡上那三万多，一分没剩，全划走了；抽屉里那两千，他前一天先存了进去。加一块儿，三万六。差的这一万四，是她留下的那三万里的。
那三万装在牛皮纸袋里，压在他衣柜最底下那件旧外套的内袋，用银行的封条捆着的。取了一万四，剩下的他又封回原样——留一万六，是他往后几个月的底。
那床棉被里的一万，他没动。母亲两年前托村里人捎来的那床，棉花她自己弹的，被套上那块黄斑洗过多少遍都在，钱包在两层塑料袋里，塞在被芯最上面那一层。房租要交，家里每个月要寄，人还得吃饭；这一万得压在那儿，是最后一道底。
划完那笔钱他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。不是累，是想把账当面算一遍：卡上剩几百块，袋子里剩一万六；往后每个月房租一千八、寄家一千，工资四千二——剩一千四，是饭钱和车费。他把“够“这个字在心里咬了咬：棉被里那一万还压着，那道底不能掀。
晚上回到公寓他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，桌前的台灯拧开，重新排了一遍。这个月往外出去的钱分三份：房租一千八；寄回家那份，他从八百改成了一千——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药得一直吃，一顿断不得；剩下的才是他自己的饭钱和车费。给自己定的数没变：一个月不超过三千。
往后每个月去汇款，他都会在备注那一栏多敲两个字：药钱。
母亲从来不回这两个字。电话里她只说“收到了“，顿一下，接着问他吃了没有。
七月里他还去了一趟街道那边的司法所。
老楼的三层，走廊窄得两个人错身要侧着走，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画，纸边卷起来了，露出底下发黄的墙皮。负责他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社工，姓何，说话很客气，也很公式。她把一叠表摊在桌上，指甲推着纸一样一样讲：每个月来一次，写一份思想汇报；有事要离开广州，提前申请；手机保持开机；有什么情况随时说。
“思想汇报会写吗。“她问。
“不会。“
“就写你这个月干了什么、想了什么。“她说，“不用长。“
他第一个月交上去的那份，何社工看了很久。三行字，写得跟设备点检表一样：本月在岗，未外出，无不良交往，按时报到。
她看完笑了一下：“你这是台账。“
“我不太会写别的。“
“那就先这样。“她把纸收好，用夹子夹住，“下个月加一句——你自己心里想着什么，都能写。“
后来他每个月都加一句，加得很慢。有一句是这样的：“这个月我听见一台车在怠速的时候有两秒的间歇，我判断是点火线圈，拆开果然是。我高兴了半天。“
何社工拿笔在这一句下面画了一道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下次去报到，看见那份表还贴在里屋墙上，那一笔画在纸边上，已经洇开了一点。
厂里的人对他还算客气，没有人跟他走得很近。
台架组一共八个人，陈师傅是带他的。头一个月，陈师傅试着邀过他两回：一次下班去吃烧烤，炭火都生好了，他说不去；一次周末去跑一圈卡丁车，他也说不去。第二回陈师傅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，把安全帽往腋下一夹：“你是不是不喜欢玩。“
“不是。“梁博说，“我这边有点事。“
“什么事。“
“不方便说。“
陈师傅“哦“了一声，从那以后活动基本上就不邀请他了。也没给过他什么脸色——反正厂里干活的人判断人很简单：你手上的活靠不靠得住，其他都是别人的事。
九月里出过一点小意外。
那天几个师傅围在台架边上抽烟，烟雾缭绕，他们聊起广东以前办过的街道赛。有人顺口问了一句：“梁师傅，你以前是不是也跑过。“
梁博握着记录本的手紧了一下。指腹抵在本子的边角上，捏得那块纸皮凹了进去。
“没有。“他说，“我修过车。“
“修车的手上看不出来。“那人弹了弹烟灰，“你能听出来那么多，我以为你跑过。“
“听得多了。“
晚上回到公寓，他没开大灯，只把台灯拧到最小那一档，在桌前坐着。窗外一辆一辆过车，灯光一道一道扫过天花板。案底这件事，不是一张纸——是一块石头，掉进口袋里就捡不出来了。别人不去摸它，它就在那儿；你得自己一直捏着它，捏到手心出汗也不敢松。他坐在那块被车灯扫来扫去的光里，坐到楼下收摊的动静都停了。
从那以后他又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：不碰驾驶位。厂里有时候要挪车、要在厂区里试一圈，别人都抢着去，他站在边上不动。麦老板有一次靠在门框上问他：“你是不是不敢开。“
“不是不敢。“梁博说，“我现在不适合坐在那个位子上。“
麦老板看了他两秒，手里转着车钥匙，没再问。
剩下的时间，他基本上都是对着那台笔记本。
老爷机，风扇一到夜里就叫。天热起来，扇叶吸进来的灰在护网上糊成一层灰，吹出来的风都是温的。他一条一条往里录两年多记的东西：什么车型、什么声音、他判断是什么、拆开是不是、错的是哪一次。第一条是两年前那台漏气的进气管，最后录进去的一条，是上个月台架上那颗松了的支管螺栓。录到八月底，两年多的本子录进去一大半。敲得慢，一天也没停。键帽上的字磨没了，空格键按下去有一点黏，要按两下才弹回来。
九月初的一个凌晨，那个程序第一次自己“说出“了一个判断。
屋里黑着，只有屏幕亮，蓝白的光把他半张脸照得发青。白天他在外面录了一段怠速的声音——老家一个邻居的车，顺手录的，回来的路上就把这事忘了。他把音频导进电脑，点了运行。风扇在脚边呼啦啦地转，楼道里有人在拖行李箱，轮子卡在砖缝上，一顿一顿。屏幕上把那一段声音切成几十条特征，一行一行往下滚，滚到底，跳出来一行字：“疑似三缸失火，建议先查点火线圈。“
他没有告诉过它任何东西。他坐在那儿，手指搭在鼠标上，没有动。光标在那行字后面一闪一闪。
天亮一点了他才发现问题。程序判得出“三缸“，判不出“为什么三缸“。它对得上频率，对不上人——它不知道那台车的主人是个跑长途的司机，一个月前刚换过一箱来路不明的油；它更不知道一个车主嘴上说“没事，还能开“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最要紧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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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给那个文件起了个名字，就一个字：听。
九月底，于荧莹发来一条消息，只有四个字：“跑起来了吗。“
他回：“跑起来了。但它不会听。“
过了半个钟头，她回了一句：“它现在只需要会记。听是我的事。“
他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屏幕朝上。这行字他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。
清早去上班，路过一家早餐店，蒸笼摞了七八层，他在摊子前站着喝了一碗粥——平时他都是买两个包子带走。多出来的那几毛钱他算了算：今天这一碗，喝得起。她把“人“接过去，他负责“算“——这两年多里所有说不出口的经验，第一次有人肯要。
清明那天，他没有回去。
不是不想回。缓刑期间他不能离开广州——申请是可以提的，可他自己算过：回家一趟来回三天，要提前申请、要有人批，批下来的可能不大；就算批了，他也不愿意让母亲在村里被人问“你儿子很久没见了，都在忙点什么？上一年广州严打，有个人很像你儿子，是不是你儿子？“。
那天是周日。他在阳台上朝北站了十来分钟。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人晒被子，蓝底白花的被单，在风里吹得轻轻起舞。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说这个月加班多，先不回去了。
母亲“嗯“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忙你的。“
挂了电话，他把手机搁在栏杆上，自己也靠着栏杆站着，一直站到天黑。他没烧纸，也没做什么仪式——他不信那些。他只是想让自己站在那儿，安静一会儿。往后的日子是用台历一页一页过去的。旧的那几页他撕得不齐，毛边翘着；新的这几页他改成了翻——整本往后折，压出一圈越来越深的折痕。十月他在台架上干了三十二天，只休息了一个周日。那个周日他去了一趟老陆那间厂房。老陆说过“等你哪天想说了，我这儿有茶“。他没说自己的事，只喝茶，看老陆修一台老掉牙的化油器，一碗一碗地涮量孔。老陆也不问，收工具的时候把螺丝刀一根根插回帆布卷，说了一句：“你手上没生，就是瘦了。“
十一月他买了一只新的鼠标，因为旧的那个左键开始不灵，双击要点三下。十二月他给自己加了一件厚外套，因为那间屋没有空调，晚上写字手会僵，笔尖在纸上打滑。中间有一次，他坐公交去了城郊那个水库。风很大，水面是灰的，一波一波拍坝脚。他在坝上同样的位置坐着，坐到腿麻了才起身。下山的时候风把外套吹得贴在背上。那一次他没有算账——那一年他账面上没有什么可算的。
十二月里的一天，他在网吧查资料。屏幕右下角跳出一条推送：广东某地要办一场短道公开赛，面向社会报名。
他点开了。报名须知写得很长，他一条一条往下看：要有赛车执照，或者一年以上的封闭场地经验；要提交体检报告；要有参赛车辆；要签一份承诺书，确认无犯罪记录。看到最后那一行，他把页面关掉了。关掉以后手还搭在鼠标上，网吧里噼里啪啦全是键盘声，隔壁小孩在游戏里喊人。他坐着没动。
他想起两年前在香港，老霍跟他说过的一句话。那时候他没听懂，现在懂了——那句话的意思无非是：这条路往里走容易，往回走是没有路的。
那天晚上回到公寓，他把电脑打开，继续录数据。录得比平时快——不是着急，是他知道，眼下他只有这一件事能往前推。
元旦前，母亲的信来了。
那是那一年里，家里第二次“寄东西“给他。托村里人带到镇上的邮局寄的，用的是那种印着红格子的信纸，两页。她写得很慢，字一笔一划，有的地方写得用力，纸背都凸起来。他用拇指顺着那道凸起摸过去，一行一行读。
第一页说的是家里的事：父亲的病又住了一趟医院，住了十几天，现在回家吃药；村里那条土路修好了，铺了水泥，车能一直开到门口；院子里那棵龙眼树今年结得多，晒了不少龙眼干，等他回来吃。
第二页说的是他：让他在外面好好干，别跟人吵嘴，钱不要寄那么多，自己也要吃好；还说村里有人念他，说他在外面有出息。
信的最后空了两行，写着：“你爸让我带三个字：我没事。“
这两页纸他看了三遍。第三遍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细节：那三个字后面没有标点。母亲写字从来都要加句号的，这一处没加——不是忘了，是她不知道这三个字该怎么断。
当天晚上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是他父亲接的。电话那头先是很响的一声“喂“，然后是一阵沉默。父亲的耳朵不好，听电话习惯把手机贴着耳朵，呼吸声都进了话筒，一进一进地响。
“爸。“梁博说。
“嗯。“
“身体好点没。“
“好。“
“药还有没有。“
“有。“
“我下个月可能多寄点。“
“不用。“
就这五个来回。梁博握着手机站在窗边，很想再问一句“你到底好没好“，这句话在他嘴里滚了两圈，最后变成了“那你早点睡“。
“嗯。“父亲说，然后挂了。
挂完电话他还在窗边站着。脑子里翻来覆去是那三个字：我没事。
妹头的电话是隔日打来的。
“哥，昨天爸接电话了吧。“她说，“他跟你讲了什么。“
“他说好。“
“他就这样。“她在那边叹了一下，声音里带着点气，“我天天回去，他跟我说的是'你忙你的'；妈跟他说十句，他回一句。药是我去拿的，钱是妈收的，他什么都不说。“
“药还有吗。“
“有。“她说，“哥，你自己在外面别省。“
“我不省。“
“你去年也这么讲。“
梁博没有答。他能想象妹妹说这句话时的样子——大概是在幼儿园的办公室里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还在剪给学生做手工的彩纸，剪刀咔嚓咔嚓的，隔着听筒都能听见。
他能听出一台车在撒谎。发动机的声音不对，他三秒钟就能知道；传动轴旷了，他摸一把就有数。他甚至能听出一个试车员说“我没事“的时候快了半拍。
可父亲在电话那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听不出来。不是他不行。是他一年到头没在父亲面前坐满一个钟头，他手上没有那个人的底。
他把母亲的信折好，沿着原来那道折痕，和于荧莹那张纸一起，夹进最新的那本笔记本里。夹进去的时候他自己停了一下——那本本子里的东西，一边是他想弄明白的技术，一边是他弄不明白的人。
他把本子合上，关了灯。窗外那条路上还有车在跑，一辆接一辆，跑得都挺快的。
